在古希腊城邦国家斯巴达，所有男孩从7岁起都必须离开家庭，进入国家的军营接受军事训练，直至成年。这可能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极端的强制儿童军训制度。斯巴达也被认为是一个“军营国家”(Barracks State)，实施专制独裁政体，甚至比现代的军国主义国家更为极端。
此外，在古埃及和古罗马，贵族和精英有从事军训的传统，但非统一或强制。在欧洲中世纪，贵族青年(骑士等)也有接受军事训练的传统。另据《周礼·保氏》记载，在中国西周时代，贵族子弟教育有“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的传统，这里所谓的“六艺”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射”和“御”即为包括军事训练的射箭和驾战车等。春秋战国时代，孔子提出了新的“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 ，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占居主流正统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军事训练的传统。汉朝太学生虽然保留有“习射”的传统，但“军事教育的目的已经淡化”。古代的太学为中央政府在京师所设的国立大学，太学生年龄的下限一般为14至15岁。明朝在明英宗时期(十五世纪中叶)，中央政府曾在京师建立京卫武学，这是一种官方军事教育机构，主要是为了培养武官的子弟，10岁以上就可以入学。 14至15世纪，奥斯曼帝国的耶尼切里军团(Yeniçeri)曾系统地征召基督教男孩接受军事训练后从军。这些男孩被迫实施割礼，改信伊斯兰教，学习土耳其语，并与原生家庭断绝联系。
现代的强制军训制度大致始于19世纪的普鲁士。这是一个起源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曾凭借军事实力统一了德国。普鲁士以其军国主义和普鲁士精神(Prussian virtues，也译为普鲁士美德)闻名。普鲁士精神强调对纪律的坚守，对秩序的维护、对职责的忠诚、对权威的服从，推崇忍耐、克制和自我牺牲等，被称为工具性美德。当然，在普鲁士精神的清单中也有诚实、正义感、正直等道德美德和价值观美德。但历史证明，这些道德和价值观美德都并没有成为主导，反而是那些工具性美德成为了主导。1806年普鲁士被拿破仑打败后，统治者为了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实施了义务兵役制：强制所有健康男性，从20岁起服兵役或预备役，或成为后备军。这意味着所有健康男性都要接受军训，包括后备军。同时，中学的体育课也向军训化倾斜，强调队列、纪律、集体一致性、服从性等，但不涉及武器。威廉二世上台后，于1889年颁布赦令要求学校加强意识形态教育，1890年威廉二世提出“国家教育”的概念，要求学校向学生灌输忠君、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英雄崇拜、军事历史等。
19世纪末，法国第三共和国在普法战争失败后，中学体育课也有向军训化倾斜的趋势，但由于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其军事色彩明显弱于当时的普鲁士。例如，普鲁士学生军训的教官多为退役或现役军人，而法国则主要由教师负责。部分参加学生营(Bataillons scolaires)的学生所接受的军事训练也仅限于持枪、举枪等，且多为木枪。根据历史数据估算，19世纪80年代，参加学生营的学生仅占适龄学生(12-16岁在校男生)的10%以下 。
意大利法西斯统治时期(1922-1943)，国家教育部在1926年成立了一个法西斯青年组织(ONB, Opera Nazionale Balilla)。这个组织最初是自愿加入的，但后来规定6至18岁的男孩和8至14岁的女孩都必须加入，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准军事组织。高峰时期，几乎所有的儿童都参加了(女孩无军训)。军事训练内容有使用缩小版的意大利皇家陆军制式步枪(巴利拉短枪，Moschetto Balilla)，包括枪械拆装、瞄准练习，但射击训练主要使用空包弹。
继普鲁士之后，在德国纳粹时期，统治者开始鼓励并逐步强制20岁以下的男性青少年接受军训。1939年，法律要求德国具有雅利安血统的男孩在10-14岁必须加入少年团，14-18岁必须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并接受军训，包括实弹射击、投掷模拟手榴弹、战术演习等。女孩则被要求加入德国少女联盟，但不接受军训。纳粹政权希望通过这些组织向儿童灌输纳粹意识形态，削弱父母、教师、宗教和其他权威人士对青少年的影响力。希特勒青年团仿照军队的管理方式，有类似军衔的徽章和等级，以及各种兵种。当然，并非所有的青少年都加入了这些组织，但据估计，1939年，有超过90%的德国适龄儿童都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
西班牙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从小学高年级到高中都有军事训练，但军事色彩明显弱于同期的德意法西斯。1940年官方仿效希特勒青年团成立了青年阵线(Frente de Juventudes)，其成员年龄通常为7至18岁。成员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自愿加入的志愿军，后也被称为佛朗哥青年军(Falanges Juveniles de Franco)，通常都是政治上的积极分子。第二类是被强制编入的所有在校生、学徒或工人，以及农村青年，他们一般要接受政治教育、体育教育、军训，及参加各种活动等。青年阵线的组织形式类似军队，有“军衔”、“军服”、肩章、袖章和帽徽等。一般只有自愿加入的志愿军才能担任指挥官并有军衔。军训内容包括持枪行军、模拟射击和投掷手榴弹等，几乎没有实弹射击。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由于其意识形态过于陈旧，青年阵线被年轻一代所抵制，影响力衰退。1975年，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开始转型，青年阵线也于1977年正式解散。
日本自古以武士道精神而闻名，而武士道精神与普鲁士精神“神似”。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曾在宪法、教育、军事和官僚制度等多方面效仿普鲁士。明治维新元勋伊藤博文等人曾前往欧美多个国家考察，最后认为普鲁士和德国的政治制度最适合日本，并决心效仿普鲁士。最终，日本建立了一个与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高度相似的宪政体制。自明治维新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中学就开始逐步引入军事操练，但尚未有军人参与指导。直到1925年《陆军现役将校学校配属令》的颁布，才正式强制中学配属陆军现役军官，对男生实施军训。训练内容包括持枪、瞄准和刺刀等；前期使用木枪，后期部分使用拆掉撞针的退役枪械。早期实弹射击训练未普及，但可能会有实弹射击比赛，随着战事爆发(1930年代后期至1945年)，实弹射击训练越来越普遍，甚至扩展至一些女子学校。
1925年，由日本政府主导，还成立了大日本联合青年团，“统一指导全国青年团的工作”。主要活动有“军事祭祀(招魂祭等)、军事讲座、军属安抚、陆军纪念会、武道会、模拟国会、运动会等”。推动这个团体成立的主要人物田中义一对这个团体的构想是：“20岁以下青年的团体、被指导而非自治的团体、与帝国在乡军人会相连接的团体、以‘统制’思想为目的的团体、军事的预备教育团体”。这里的所谓“统制”思想，用中国的现代语言来说，就是“统一思想”。1926年，在日本军部建议下，政府还成立青年训练所，要求16至20岁，“不在中等以上学校求学的青年，须进入青年训练所接受训练……四年内在青训所学习修身及公民科目的时间要达到100小时、职业科目达到100小时、普通科目达到200小时、军事训练时间达到400小时”。其中军训时间相当于每周2小时。显然，青年训练所重点在军事训练。这样一来，16岁以上的青年，除了上学的学生以外，不上学的也可能会被要求接受军事训练。训练都由现役将校或退役军人负责，训练成绩都会汇集成册，交给当地驻军，以备青年未来服兵役时参考。通过这些政策，日本军队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控制和塑造日本青年的手段。
与上述普鲁士和德、意法西斯类似，日本政府也会对中学生进行军事精神与意识形态教育，包括对《军人敕谕》的系统讲解。《军人敕谕》的内容也都主要是工具性美德，包括天皇的神圣、忠君、服从、纪律、勇敢、牺牲的荣耀、忍耐等。之前仅在武士阶层传承的武士道精神，现在通过政府以新的形式开始向全国的学生普及。
日本战败后，联合国军司令部(GHQ)陆续发布了关于教育改革的指令。其中于1945年10月22日发布的《日本教育系统的管理》禁止传播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并停止一切军事教育和训练，同时禁止职业军人(现役或退役军官)、积极宣扬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人员担任教师或教育行政职务。同年12月15日发布《神道指令》，“废止政府对国家神道和神社神道的保障、支持、保护、监督和传播”。12月31日发布指令暂停学校的三门课程：修身、日本历史和地理。这里所谓的“修身”主要是指帝国时期灌输忠君爱国、尚武精神等的洗脑教育。
1939年9月1日，苏联颁布《普遍兵役法》(1940年和1941年有修订)，规定所有学校五至七年级学生(大约11至14岁)都要进行基础军事训练(НВП)，每周2小时；高中生和中等教育机构的学生都要接受征兵前军训，每周2小时。当时的背景是，苏德两国刚刚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之后波兰立即被两国瓜分。战后(1946年)取消了基础军事训练及高中女生的军训，保留了男生的征兵前军训，但减少了军事内容。1962年，在赫鲁晓夫裁军的背景下，征兵前军训也被取消。1967年，勃列日涅夫时期通过新的《普遍兵役法》，规定高中生和所有中等教育机构的学生全面恢复基础军事训练，训练内容含有实弹射击。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取消了学生的基础军事训练，但许多学校仍然作为选修课保留了下来。普京上台后开始逐步恢复学生的军事教育。2010年国防部和教育部批准在学校组织国防基础知识培训和基础军事训练 。2013年俄罗斯国家杜马提出相关法案 。2014年，“生命安全基础”(ОБЖ)课程中出现军事内容，但实际执行力度有限。2023年9月，教育部在“生命安全基础”(ОБЖ)课程中增加了基础军事训练(必修内容)，内容含武器及其操作、射击基础、手榴弹的使用和操作等。2024年8月，“生命安全基础”更名为“国土安全与防御基础”(OBZR），再次扩大了基础军事训练的内容，教育部“要求学生掌握基础军事训练要素、战场急救及抵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方法。此外，学生还必须掌握无人机和水面无人机的使用，以及现代战争中的最新科技成果。“OBZR”对五至七年级的学生为选修课，对八至十一年级的(高中)学生为必修课”，“学校还将为八年级和十年级的学生组织为期三至五天的校外军事训练” 。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发动的战争中，阿富汗战争和俄乌战争是其中最大的两个，这两个战争的发动者勃列日涅夫和普京都曾将已被取消的学生军训再次恢复。普京上台后还大规模扩建了少年军校(见下文)。
塞尔维亚王国自19世纪末，高中生就有军事预备训练(含实弹射击)。前南斯拉夫共产党统治时期，于1948年颁布了《青年军事预备训练法》，强制所有青少年接受军训，包括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内容包括政治教育、射击、战术训练等 。中学生有实弹射击。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没有太大的变化。
越战时期(1955至1975年)，“共有181.5万名高中生、1.107万名大学和专科院校学生以及2.633万名职业学校学生…接受了军事训练。许多学生在毕业后或在校期间自愿应征入伍…”。越南统一后，由于经济困难，学校无独立的国防教育。至1990年代才开始建立国防教育课程，其中高中学生包括射击和手榴弹使用技巧等。2013年颁布《国防与安全教育法》，将国防和安全教育融入小学和初中课程内，以意识形态和爱国主义内容为主，高中和其他中等教育学校则有专门的国防教育必修课。后期政策无太大变化，但更加规范。
在朝鲜，所有青少年都必须在16岁时接受红色青年卫队的军事训练，包括体能训练、战术演练和射击练习。红色青年卫队每年接受160小时的训练，并在暑假期间参加为期7天的训练营和一次应急动员演习。训练内容包括枪支拆卸和组装、使用刺刀进行近距离格斗、投掷手榴弹、实弹射击等。在战时，红色青年卫队归人民武装力量部指挥。
古巴几乎所有的中小学生都要接受军事教育，具体内容为爱国主义、军事与国际主义教育(EPMI, Educación Patriótico-Militar e Internacionalista)，包括意识形态、军事知识和军事训练，虽非独立科目，但都是必修内容。关于军事训练，自小学5年级就可能有射击(气枪或模拟设备)训练内容，高中还包括为期15天的集中训练。
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则完全超出人类的基本底线，不仅强制儿童军训，而且还直接让儿童充当士兵和间谍(见下文)。
民主国家几乎没有强制儿童军训的政策，但有仍然个别国家的儿童广泛参与军训。如以色列，其人口稀少且存在巨大和持续的国防压力，根据1949年制定的《国防服务法》，年满18岁且身心健康的公民都必须服兵役，也就是说，所有儿童未来都要服兵役。为此，以色列国防军(IDF)制定了青年营(Gadna)项目，主要面向犹太高中生，让他们接受军训并做好服兵役的准备。Gadna项目虽非强制，但据军方统计，每年有28000名学生参与(占相应年级学生的52%)。Gadna训练的时间一般为5天，训练内容含武器基础和实弹射击(15岁以上)等。在1948年独立战争的危机期间，Gadna成员曾直接参战(当时的Gadna曾是半军事化组织)。
少年军校一般是指招收学龄儿童的寄宿制军事学校，专门培养未来的军官。世界上最早的少年军校可能是17世纪法国的加斯科涅少年军团，主要招收加斯科涅地区的贵族子弟，毕业后成为志愿兵或低阶军官。由于当地实行长子或其中一子继承制，家族财产不能分割(其他幼子无法获得财产)，这造成很多无继承权的幼子陷入贫困，为了生存他们往往会选择从军。建立少年军团的初衷就是为了救济这些贵族幼子。目前法国仍然有6所国防高中，包括海军和空军高中，学生总数约4500名，免学费，优先招收军人和公务员子女。大部分国防高中都有大学预备班(CPGE)，学生毕业后很少有人直接参军，但大约38%的学生会进入高等军事学院深造。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部分CPGE学生可能会参加举办的实弹射击活动。
过去的欧洲有一种流行的错误观点，认为海军军官应从小就在舰艇环境下培养。因此，许多国家专门建立了海军少年军校。1701年，丹麦建立了皇家海军学院，招收男孩以培养未来的海军军官。该学院现在依然存在，但自二战后已停止招收儿童。1729年，英国朴茨茅斯皇家海军学院成立，招收13至16岁的儿童学生。1837年该海军学院关闭，但之后，英国海军军官学员的正常入学年龄仍然为12至13岁。二战后开始逐步提高入学年龄，至1950年代，才提高到18岁。1794年美国通过《海军法案》后开始筹建海军，与当时的英国类似，当时美国海军学员的最低年龄为14岁。
美国至今仍然有一所由州政府赞助支持的军事高中——新墨西哥军事学院(NMMI，成立于1891年，只有部分学生可以免学费)。此外，美国还有十几所私立的军事寄宿中学。这些学校虽然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如有军服、军衔、军阶和军事训练等，但已非传统的军事学校，其教育的重点在于培养领导力，毕业后也很少有学生参军入伍。英国现今也有几所政府支持的军事中学，如由国防部管理的维多利亚女王学校(QVS)，只收军人子女，免费；再如维尔贝克国防第六级学院(DSFC)，大部分学生的学费由国防部支付，生活费自理；再如州政府支持的约克公爵皇家军事学校(DOYRMS)，免学费。英国的这些学校的军事化程度虽然低于美国的，但毕业后从军的比例较高。
虽然最早的少年军校起源于法国，但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少年军校主要是普鲁士的少年军校。1717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正式建立了皇家普鲁士少年军校，主要招收贫困的军官子弟。至19世纪，该军校发展为1个主校和多个预备校。预备校主要招收8至10岁的贵族子弟，学制5至7年。主校为高级阶段，招收15至18岁的儿童学生，学制2至3年，毕业后直接进入军队，军衔通常是少尉或准尉。从该校毕业的著名人物有很多，在此仅举几例：德国陆军元帅及总统兴登堡、一战的王牌飞行员里希特霍芬(Manfred von Richthofen)、陆军将领莱托-福尔贝克(Paul Emil von Lettow-Vorbeck)，二战的党卫军将领保罗·豪塞尔(Paul Hausser)、陆军将领伦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陆军将领布拉斯科维茨(Johannes Blaskowitz)、党卫军将领阿佩尔(Wilhelm von Apell)、海军将领奥洛克(Hubertus von Aulock)等。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兴登堡在1933年任命了希特勒为德国总理，并让纳粹党夺取了德国政权。兴登堡还曾建议禁止用避孕工具、对单身男士征税，以提高生育率。这些建议之后在纳粹时期曾部分被采纳及实施，如对未婚人士征收的婚姻援助税(Ehestandshilfe)等。少年军校对人性格的塑造，由此可见一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凡尔赛条约，魏玛共和国解散了所有军事教育机构，少年军校被迫关闭。
受普鲁士和丹麦的影响，1731年7月，俄罗斯安娜·伊万诺夫娜女皇在登基一年后就建立了帝国的第一个少年军校(кадетский корпу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境内有20多个少年军校，包括陆军、海军、炮兵、工程等多种方向。据估计，1917年，少年军校的学员总数为15000。
受启蒙运动影响，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至1796年在位)曾对少年军校进行“人文化”改革，招收五、六岁的儿童，改变了纯军事教育的模式，增加了许多其他学科，包括哲学、伦理学、历史、国际法、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现代语言(法语、德语)、经济学等。目的不仅是培养军官，还培养政治家、外交家和官僚等，以提高贵族的整体素质。但后世的继任者又取消或减少了许多人文科目，如哲学、逻辑学、伦理学、道德哲学、自然法、公民权利与义务、国际法等。
1917年，布尔什维克上台后少年军校被解散，仅在白区有残余。1922年苏联成立后，再无少年军校。直至1943年，苏联又一次性建立了大约10所少年军校，包括1所海军少年军校。后逐年扩建，至1950年代初大约20所左右。19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开始全面裁军及削减军费，少年军校也开始被精简，至1960年代减少到9所(包括海军少年军校)，这个数字持续未变直至1991年苏联解体。少年军校最初建立时主要招收10岁以上的男孩。自1960年代中期，入学年龄提高到14至15岁。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少年军校依然保留。普京在2000年上台后开始大力扩建少年军校，目前的数量已大约达到三十多所(其中有许多学校是合并的)，并增加了许多隶属特殊部门(非国防部)的专科少年军校，如国民近卫军(Росгвардия，近卫军指挥、特种部队、反恐等)、联邦内务部(МВД)、联邦安全局(FSB)、紧急情况部(МЧС)、检察院等。大部分少年军校的入学年龄提前到10至11岁。
从前苏联独立出去的那些国家，有些依然保留了原来的少年军校，如白俄罗斯的明斯克苏沃洛夫军事学校，招生年龄为11至13岁；再如乌克兰的基辅苏沃洛夫学校，去苏联化后改造为基辅博贡军事中学，招生年龄为13至14岁。
以色列有几所军事高中，包括海军高中，由国防部管理，学生的学费由国防部承担大部分或全部，目的是培养军官，目标是排/连级指挥官。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但大部分学生的普通教育在普通高中上课，例如白天在普通高中上课，下午/晚上/周末在军事高中进行军事训练。
日本还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也曾仿照普鲁士组建了一些全寄宿制的陆军幼年学校，招收13至15岁以下的男孩，部分学生是军官的子弟。学生“除学习一般中学课程外，重点开展军事技术教育和军人精神教育”。日军的很多高级将领及战犯都出自这些学校，如被处以绞刑的甲级战犯有：东条英机(珍珠港事件的主要决策者)、松井石根(参与过南京大屠杀)、土肥原贤二(“九一八”事变策划者，伪满洲国主要推手)、板垣征四郎(“九一八”事变主谋，关东军高级将领)、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主要责任人)、武藤章(陆军军务局长)；被判无期徒刑的甲级战犯有：梅津美治郎(关东军司令)、畑俊六(前华中派遣军司令)，另外还有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虽然被国民政府免罪，但也属于甲级战犯的级别(关于出自陆军幼年学校的资讯来源于《侵华战争时期日本陆军代表人物履历表》，可能未全部列出)。这些将领及战犯自幼年就被洗脑，塑造了好战和“下克上”(gekokujō)的性格。众所周知，日军在东亚大陆的侵略扩张，一直是由陆军主导的。如九一八事变就是关东军事先未经日本政府授权而发动的侵略，是典型的先斩后奏式的行动。之后日军在中国的很多侵略行动都类似这种模式。“1939年7月5日，由于陆军首脑不顾外务省反对，强行推进日本与德意结盟，昭和天皇曾对时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抱怨‘陆军走上不择手段、独断专行之路，正是陆军幼年学校教育的结果，是陆军采取德式教育的结果。曾“毕业于陆军幼年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的堀江好一，在其回忆录中说：‘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对时下的青少年心存鄙视，他们姿态懒散、懈怠，说话没有规矩，与当年那些昂首挺胸、说话掷地有声、英姿飒爽的幼年学校学生相差甚远。然而，正是我的这些幼年学校的优秀前辈们毁灭了国家’” 。日本的这一段历史似乎正在严肃地告诉后人：不要让儿童接触任何暴力、战争和军事！人的气质和自信心源于内在的道德、智慧和修养，任何儿童都不应被刻意塑造成徒有其表的“强悍”性格。人的外表若比内心“强悍”，往往喜欢斥逐暴力来维持自身的权威。少年军校的学生在整个社会的适龄儿童中虽然只占极少数，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军队被这些少年军校的毕业生所掌控，那就很危险了。
朝鲜有几所少年军校，被称为“革命学校”，如万景台革命学校等。这些学校“只招收高级党政军官兵的子女，以及烈士和功勋人物的子女”，“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日常生活高度规范，军事训练是重中之重”。甚至“在教室里配有坦克、喷气式战斗机模拟器和榴弹发射器” 。
泰国有一所军事高中，隶属于泰国皇家武装部队总部的国防学院。不过这只是皇家陆军学院、皇家海军学院、皇家空军学院和皇家警察学院的预备学校。学生毕业后，这些学员将根据他们的申请和选拔程序，前往上述高等军事学院学习。
古巴有军事高中教育系统(Camilo Cienfuegos Military Schools System)，成立于1966年，在全国有20多个校区，学生年龄为11至17岁。大多数毕业生都选择从军。据称：“超过70%的军官和50%的将军和上校”都曾在这个军校接受过训练。
心理学家研究证实，儿童如果从小与父母疏离，被置身于这种严格管制的军事管理制度下，可能会有寄宿学校综合征，且入学年龄越小越严重。有寄宿学校综合征的儿童可能具有以下心理问题：
(1) 被遗弃感(Abandonment)：孩子感到被父母送走而有疏离感;
(2) 丧亲之痛(Bereavement)：远离亲友，失去熟悉的家庭生活环境和氛围；
(3) 被囚禁感(Captivity)：在学校全天受监控，缺乏私人空间；
(4) 情感解离(Dissociation)：对自我的疏离，如孩子为了生存往往会切断与情感的连级，变得感情麻木，脱离现实，对外形成一层虚假的“坚硬外壳”；
这些问题可能会导致孩子成人后存在多种心理问题，如：外表极度自律、礼貌、情绪(不正常地)极度稳定；对权力和规则的极度顺从，对伴侣和子女的过度控制；性格内向，过分独立，甚至拒绝他人的亲近，以及极度压抑对爱的渴望；在外人眼中，他们往往有坚韧、独立、事业心强的外表，但内心深处他们常是孤独的，难以与他人建立深度的亲密关系；等等。
针对目前中国的相关研究也表明，寄宿学校对学生“情感和态度的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暗示其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于较为极端的所谓“衡水模式”，其负面影响可能会更加严重。
如果儿童在寄宿学校(如上述少年军校)从小就接受攻击性的军事训练，如刺杀、格斗、射击等，那么，可能还会有更严重的问题。例如：暴力崇拜、更强的控制欲(若控制失败则喜欢通过暴力解决)；道德脱节：因刺杀等暴力训练时必须将对方非人化，反复训练使之成为习惯，最终使人变得冷酷无情；容易形成战斗型人格，过度警觉，从不示弱，一旦受到质疑或挑战，会立即反击，往往会对亲密伴侣造成伤害。
因此，无论是少年军校，还是其他寄宿制学校都是违背人性的。孩子应该在父母身边成长，自古以来便如此。长期对儿童进行攻击性的暴力训练则更加违背良知，因为这是在磨灭儿童的同理心，摧残儿童善良的天性。
除上述寄宿制少年军校以外，很多国家还有政府(通常是国防部)赞助和支持的少年军事社团。这些社团有的是官方组织，有的是民间组织；一般是自愿参加，官方赞助和支持的组织通常免费，有特制的军服和军衔；通常是定期组织活动、学习和训练，内容包括军事、户外、野营、自行车、水上运动(包括潜水、漂流)、急救技能、野外或紧急情况下的生存技能、无线电、航空(如滑翔、跳伞、飞行等)、航海(如划船、帆船等)、STEM课程、领导力、心理健康、参观军事设施(舰船等)或军事基地、社交、社会服务和公益、与其他国家青年交流等。这些社团的军事色彩相对淡化，学习和训练内容的选取更多地取决于学生的兴趣和家长的意向。以下列举几个：
美国的青少年预备役军官训练团(Junior ROTC)，由国防部赞助，面向中学生，学员约50万，免费加入或收费极低，教员通常是退役军人，许多成员毕业后都会在美军服役。美国还有很多民间组织，如学生军联盟(ACA，原童子军)，为非营利青少年教育组织，无官方背景，向学员收费，资金来源于会员的会费和各种赞助，年龄范围为12至20岁。
英国的联合学生军(CCF, Combined Cadet Force)：注册为民间慈善组织，但受国防部资助，有军人做联络官，挂靠在学校(由学校提供场地和行政支持)，对学员几乎免费，在全国超过500所中学设有分队，总人数约5万人(2025年)。另外还有挂靠在社区的陆军学生军(ACF)、皇家空军学生军(RAFAC)、海军学生军(SCC)等。
印度国家学生军(NCC)：面向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年龄范围13岁至26岁，完全免费(包括制服)，经费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承担，成员数量大约在200万左右，由少将及以上军衔的军官领导，完成训练的学员可获得各级证书，有利于今后参军和在公共部门就业。对于参加某些专业科目，可能会有年龄限制及需要有专业背景(如大学在学的专业等)。
军国民主义是在晚清和民国初期，在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广受赞誉的一种教育思想，其顾名思义就是要让全体国民都具有“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蔡锷转述日本人语)。这实质上就是军国主义的一种变体，只不过是用“救亡图强”、“抵抗列强”、“民族复兴”等标签包装起来了。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蔡锷、蒋百里、梁启超、蔡元培等。很多都是留日学生，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较深。蔡锷在1902年曾发表《军国民篇》，“是为我国教育文献中将‘军国民’一词见诸文字之第一人”。蔡锷在文中极力推崇日本的尚武精神，上述蔡锷的引文即出自这篇文章。同年，蒋百里也发表了译作《军国民之教育》，文中提出要在学校教育中引入军事科目：“苟欲组织全体以军人乎，则当先自学校始”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想要全民皆兵，就要从娃娃抓起)。引入的具体科目包括“行军、野外演习、射的、击剑、旅行、竞舟、登山等”，以及普及各种军事知识等，最终达到的目标是“一学校即一军队也”。文中甚至还提到要将军国民教育渗透到家庭和社会之中：“以军队之组织，组织社会也”。当然，这些构想都是相当激进的，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但这也真实地反映了蒋百里对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是何等痴迷。如果真的要推行这一套构想，那与德国法西斯相比，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1903年，梁启超在其专著《新民说》中专门用一个章节来“论尚武”，文中极力推崇斯巴达、德意志、俄罗斯和日本等国的“尚武精神”。1904年，梁启超还撰写了《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书中介绍了数十位被梁启超认为是具有武士道精神的著名中国历史人物，以图“唤醒”国人的武士道精神。蔡元培在其一篇题为《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的演讲中，开篇一上来就谈军国民教育，称“所谓军国民教育者，诚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也”。作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还在主持制定教育政策时，最后将军国民教育付诸实现(见后文)。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我们没有必要苛求当时的精英们。但今天看来，军国民主义思想是非常幼稚可笑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全民尚武，甚至让儿童接受军事训练未必能救国，却反容易让国家误入军国主义泥潭。日本和德国就是很好的参考案例。反观其他西方国家的经验，建设成熟的民主政体，完善法治，发展经济、科技和教育才是真正的强国之本。忽略或不顾及这些本质，急于求成，片面地追求军事教育，最终可能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误国误民不说，还给世界带来深重的灾难。中国之所以被列强“瓜分”的主要原因显然不是什么“重文轻武”或“缺乏尚武教育”等原因，而是几千年帝制政体的腐朽和落后，官僚的腐败，文化的保守和陈旧，以及社会道德的沦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初曾逞强一时的德日两国，虽然确实有注重全民的尚武教育，但这仅是其强盛一时的次要原因。
实际上，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欧美国家谴责军国主义，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也已开始对军国民教育有所反思。例如，曾推崇军国民教育的蔡元培在一篇题为《欧战后之教育问题》的演讲中，开篇就谈到战后的教育方针“不能不随之而改变”，主张“战前教育，偏于国家主义；战后教育，必当偏于世界主义”。蔡元培在此篇演讲中还特别以德国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军国民教育的弊端，他指出：“德之军国民主义，以全国人民为机械，而供野心家之利用……则军国民教育之不能容于今日，可概见矣”。此外，一些著名教育家的头脑也开始清醒，如当时的教育总长傅增湘、曾任中央教育会长的张謇(音：jiǎn)等。甚至之前最热衷军国民教育的著名职业教育家贾丰臻也专门发文表示反悔：“教育系以造就善人为目的，谋人类之幸福；不应如偏狭之爱国者，仅知有己国，不知有他国”。
尽管军国民教育思潮在一战后的中国精英界有所衰落，但其思想在很多精英的潜意识中依然根深蒂固。如对之后民国军事战略和国军事思想有重要影响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却依然坚定地支持军国民教育。他的主要论点是：中国实施军国民教育不会发展成军国主义。他说：与军国主义国家不同，“我国家根本之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我国民军事之天才，不发展于侵略霸占，而发展于自卫”。这种说法极具欺骗性，当然，也不排除蒋百里作为一位优秀的军事家在政治上真的很幼稚。众所周知，一个军事实力强盛的国家，只有具备非常成熟的民主制度才能避免成为军国主义国家，如欧美民主国家。至少，在欧美民主国家有充分的舆论监督，而且，人民能发动大规模的反战运动，如针对(规模从大至小)伊拉克战争、以巴战争、越战的反战运动，参加的人数规模均在千万和百万的数量级。而当时的民国(北伐前)虽属共和政体，政治方面也比较开放，如有结社(无党禁)、办报和集会的自由，但民智未开，民主和法治极不成熟，军阀割据，政局极不稳定。如果与日本相比，这个时期对应的是大正民主时代(约1912至1932年)。那时的日本有相对稳定的宪政体制，法治比民国稍完善，有普选，政治上也相当开放和自由。但大正民主时期的“民主”完全是一种幻象，既没有给后来的日本带来真正的民主，也没有避免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蒋百里的“根据于人民”说也是一种幻想。
或许有人会说，蒋百里的构想有利之后的抗战。确实，军国民教育有利于日后的抗战，如培养全民的尚武精神有利于提高士兵的战斗意志及扩充兵源；全民军训也有利于提高士兵的军事素质等。然而，从成本效益来说，让全民接受军事教育可能并不合算，中国的人口基数很大，不如集中财力用于维护常备军、预备役和专门的军校，尤其是完全没有必要让未成年人接受军事教育。反观二战时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士兵，其战斗意志和军事素质均不输德日，兵源也不是什么问题。实际上，用价值观教育提高战斗意志优于用洗脑式的工具性教育。先让人民学会分辨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再让人民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那么，人民自然会勇于为正义而战，为正义而献身，同时，还能避免人民被“野心家利用”。此外，军事素质的基础是普通教育，没有扎实的普通教育，片面的军事教育如空中楼阁。因此，对于有可能服役的成年人(非全体成年人)，如预备役和成年的青年积极分子，我们不反对军事教育，但是，对于未成年人，他们的主要责任应该是接受完备的价值观教育和完善的普通教育，在他们的价值观成熟之前，应避免过早接触任何暴力教育。
另一位支持军国民教育的重量级人物就是蒋介石。1917年6月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关于军事训练的演讲中曾说：“凡是现代强盛的国家，从上到下，没有不注重军事教育，没有不讲求尚武精神的……”。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非常推崇国家的尚武精神。1936年蒋介石在一篇题为“新生活运动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的演讲中说道：“现代是‘科学的时代’，所谓‘现代化’者，就是要‘科学化’、‘组织化’和‘纪律化’，概括的说，就是‘军事化’”。蒋介石对国家现代化的认识如此之粗浅，或许我们应该持宽容的态度，毕竟他只是一个军事将领，但是，他将国家现代化概括为“军事化”，这就太过于狭隘和偏颇了。这不仅说明蒋介石缺乏对国家政治制度建设的深入思考，还说明他对军事的过分痴迷。1939年5月7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上的一篇题为“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施程序”的演讲时还说：“我们今天的一切教育，要有一个中心目标，就是要实施军国民教育，养成军国民的风尚。”从上述这些偏执和夸张的言论中不难看出，蒋介石对军国民教育是高度认同和支持的。尽管蒋介石的这种思想意识深受所在时代背景的影响，尤其是在长期抗战的巨大国防压力之下，但也不能不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若在蒋介石的领导下走向强盛，其误入军国主义歧途的风险可能会比较高。
晚清时期，受甲午战败的影响，清政府开始注重军事教育。1905年，清政府开始在各省设立陆军小学堂(类似日本的陆军幼年学校)，招收15至18岁的学生，学生数量在90至300名不等，学制3年。清政府在实行现代新学制时，在中小学教育中都有使用“兵式体操”。例如，在1902年制定的壬寅学制(未实行)中，中学体操内容为“器具操兼兵式”。在1904年制定的癸卯学制中有提到高等小学(15岁以下，相当于现在的初中)和中学(相当于现在的高中)的体操“宜以兵式体操为主”，在中学体操中还特别提到“枪剑术、野外演习及兵学大意”。1906年，清政府的学部(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曾就“教育宗旨”上奏清廷，把“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定为教育的五大宗旨，并在奏折中特别推崇了德国和日本的教育体系：“近世崛起之国，德与日本称最矣。德之教育重在保帝国之统一，日本之教育所切实表章者，万世一系之皇统而已。”关于尚武，奏折中有如下表述：“老幼男女遍国之人无不以充兵为乐，战死为荣”；对于儿童教育亦有如下表述：“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俾(音：bǐ )儿童熟见而习闻之。国文、历史、地理等科，宜详述海陆战争之事迹，绘画炮台兵舰之图形，叙列戍穷边使绝域之勋业；于音乐一科，则恭辑国朝之武功战事演为诗歌，其后先死绥诸臣尤宜鼓吹扢(音：gǔ)扬，以励其百折不回视死如归之志；体操一科，幼稚者以游戏体操发育其身体，稍长者以兵式体操严整其纪律，而尤时时勖(音：xù)以守秩序，养威重，以造成完全之人格。”。此外，商务印书馆在编写小学教材时也声称遵从上述宗旨。更有甚者，在1911年4月1日，也就是清朝即将灭亡的最后一年，各省教育联合会通过了《军国民教育主义案》，呈请朝廷学部实施，提案中有一项要求中学生进行实弹打靶(子弹由巡警局或防营提供)。从实弹射击这一点来看，这一提案的暴力程度已经达到了上述二战前德日意法西斯的水平。虽然该提案在同年8月中央教育会的讨论中，“打靶”这一项因学部官员“竭力反对” 并未通过(“除打靶外一律通过”)，但这却说明，军国民教育思想在当时社会精英中的认同程度相当高。可以预见，若晚清不亡且经济改革成功，这种教育如果延续下去，中国恐怕就是另一个更大的“大日本帝国”，其给世界带来的灾难恐怕将比日本军国主义更加深重。亦由此而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意义何等重大。
民国初期，在1912年12月，教育部公布的中学校令实施规则中仍然保留了“兵式体操”，但女生免除。此后，在1915年1月由袁世凯颁布的《教育要旨》中提出了七个要旨：“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可能是在此“要旨”的“指导”下，于1915年4月至5月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中，一致通过了一份决议，拟送教育部实施。决议要求从小学开始，就进行系统地尚武洗脑，并再次提出了曾在清末被否决的中学射击科目：“……小学校学生宜注重作战之游戏……各学校教科书宜揭举古今尚武之人物及关国耻之事项，特别指示提醒之……各学校乐歌宜选雄武之词曲以激励其志气……师范学校及中等学校之体操学科时间内宜于最后学年加授军事学大要……中等学校以上之兵式枪操，最后学年宜实行射击……各科教授材料与军国民主义有关者应随时联络，以输入勇武精神……小学校学生宜养成军国民之性质及军人之志趣……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宜具有充当兵役之能力……中等以上各学校管理参用军用规则……各学校应收集或制作国耻纪念物特表示之，以促警省……各学校应表彰历代武士之遗像，随时讲述其功绩。”。
与晚清的教育要旨相比，袁世凯把“尚武”由原来的五个中的第四位提升到了七个中的第二位。可以看出，军阀出身的袁世凯对武力有特殊的嗜好。在他的统治下，中国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风险可能比晚清还要高得多。幸运的是，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后，这个《教育要旨》在同年9月随即被废止。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人们对军国主义的反思(见上文)，军国民教育思想进入衰落期。1920年，全国教育联合会正式议决废除了军国民教育。
然而，好景不长。1928年，正值北伐的第二阶段，日军挑起了五三惨案(又称济南惨案)，杀害数千民众，全国上下群情激愤，很多人呼吁重新恢复学生军训。5月25日，时任中华民国大学院(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院长(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的蔡元培发公函称“非尚武不足以救国”，并“通令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增加兵式操及军事训练一科”。北伐成功后，1929年1月，教育部与训练总监部在修订的《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中规定军事教育“除女生外，均应以军事教育为必修科目”；“每星期实施三小时……每年度暑假期间，连续实施三星期极严格之军事训练”；军训内容包括有：刺枪、劈剑、射击姿势(立射、跪射、伏射)、一次减药射击(减少子弹装药量的实弹射击)、手榴弹投掷方法(不确定是否是实弹)，以及其他军械技术和军事知识等。同年4月又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虽一改晚清和北洋政府的陈词滥调，确定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教育宗旨，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但关于体育教育，仍然提及“中等学校及大学专门学校学生，须受相当之军事训练”。同月颁布的《国民体育法》第六条亦如此表述：“高中或与高中相当以上之学校均须以体育为必修科，与前经公布之军事教育方案同时切实奉行，如无该两项功课之成绩不得举行毕业。”九一八事变后，学生军训更加受到重视。1931年10月，教育部专门发文令：“全国高中以上各学校，一律组织青年义勇军，初中以下各学校，一律组织童子义勇军，实施军事训练……”。1930年代，国民党政府还曾经计划建立军事幼年学校，招收15至17岁的本科生及13至15岁的预科生，但该计划并未实施。
1949年中共执政后仍然继续让学生军训。在立法层面上，1955年的第一部兵役法中，专门有一章“高级中学以上学校学生的军事训练”规定，高中和大学的学生应当接受军训，训练“由学校编制内的军事教员进行”。之后，这一章在1984年、1998年、2009年和2011年颁布或修订的兵役法中基本维持不变，并要求“高级中学和相当于高级中学的学校(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配备军事教员，对学生实施军事训练。”
2021年的兵役法中删除了关于学生军训的章节，但相关内容已经在国防教育法中有更详细的表述。根据国防教育法(2001年通过，2024年修订)，儿童自小学、初中，至高中都必须接受国防教育；高中还必须接受军训；支持小学和初中学生参加由共青团组织的少年军校活动。根据共青团和教育部等单位2025年11月发布的《关于深入开展新时代少年军校活动的意见》：要求“通过三年努力，实现三分之二左右的县（市、区、旗）有中小学校、校外阵地能组织开展少年军校活动……通过五年努力，实现少年军校活动县（市、区、旗）基本覆盖”，该意见还特别提到了“军事技能训练”和“崇军尚武精神培养” 。这里所指的少年军校并非是实体的专门军校，而是依托现有学校由官方组织的军训活动。如果上述政策真的会彻底实施，小学和初中的少年军校活动有可能会全面普及。届时，小学和初中的军训虽然名义上是自愿的，但实质上已等价于强制军训。即官方借助少年军校活动将军训进一步向低龄化的方向发展(其最低年龄已经低于希特勒少年团的)。
在政策执行层面上，1950年代至文革前，中学军训并未普及，仅有部分试点。文革期间的军训主要为频繁的政治运动服务。改革开放后，中共重新以试点的形式开始普及学生军训。目前，经过四十多年，高中军训可能已接近全面普及。根据2021年3月发布的《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军事训练教学大纲》，军训时间7至14天，总计不得少于7天共56课时，包括必训和选训。必训包括队列、战术动作、军体拳、战场救护等，选训包括射击和手榴弹等；基本军事技能教官“由现役部队、预备役部队、民兵骨干出任”；军训的考核成绩会存档，“作为兵役登记的重要参考内容”(这一点与上述大日本帝国时期的政策高度相似)。
由于学生军训常发生事故，如受伤致残、高温中暑与猝死,、教官殴打学生、与教官发生冲突等，中国政府在2015年制定了《学生军训卫生安全规范》。但这个规范需要医疗专业人员(含专业医疗设备)的技术支持，否则，事故可能依然在所难免。
比儿童军训更极端的是童兵现象，即让儿童直接参与军事行动。自古以来，童兵现象就很普遍，包括让儿童在军队中充当侍从或侍童、鼓手、号手等非战斗人员，以及儿童谎报年龄当兵等。如美国独立战争和内战时，虽然有年龄限制(最低入伍年龄：独立战争为16岁，内战为18岁)，但童兵仍然有不少；两次世界大战中各国也都有很多童兵。
1949年，在日内瓦公约中有条款(第50条和第51条)要求占领国保护儿童及禁止强迫儿童(被保护人)加入军队，但未设置具体年龄限制。1977年，在日内瓦公约附加条款中限制15岁以下儿童直接参战(I/77条)和被征召入伍(II/4条)。在2000年的《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中，将15岁的年龄限制提高到了18岁，要求“不满18周岁的人不被强制招募加入其武装部队”(第1条)。但自愿招募(自愿入伍)的最低年龄仍然设置为16岁(不得低于16岁)。目前该议定书虽然有173个缔约国，但在世界范围内，童兵现象依然严重。根据联合国的报告，非洲是童兵现象的重灾区，其次是中东、缅甸、海地等国家和地区，包括政府军、反政府武装和极端组织等。因此，对于存在童兵现象的国家或地区，我们就没有必要讨论儿童军训问题了。但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儿童军训问题，我们就简单介绍几个政府系统使用童兵的极端案例。
二战末期(1944年)，由于兵源紧张，纳粹德国曾将大量希特勒青年团(见上文)编入“人民冲锋队”(Volkssturm)投入战场，最低年龄为12岁，估计有数万人伤亡。战后在柏林市政建设中曾挖掘出许多佩戴人民冲锋队袖标儿童遗骸。
柬埔寨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1975至1979年)曾对内实施残酷的种族灭绝政策导致约150万至200万人死亡，大约占柬埔寨人口的25%。红色高棉在整个柬埔寨内战和叛乱期间(1970至1990年代末)曾招募数万名童兵(包括女孩)，年龄最低至10至12岁，让他们充当民兵、守卫、间谍和士兵，甚至让他们去殴打和处决犯人，包括“被命令去杀害婴儿和年轻的母亲”，以及杀害自己的亲人。孩子们被迫从小就离开父母，并被教唆仇恨和杀戮。一位曾经接受过童兵训练的幸存者回忆说：“人们没有教我同情、快乐和善良，而是教我仇恨。我被教唆杀戮，我被灌输说‘人们想要伤害我，每个人都想杀我”。另一位幸存者曾回忆：“一名还是孩子的红色高棉干部奉命处决自己的父亲，他照做了，但随后却饮弹自尽。”由于从小就被训练和洗脑，孩子们往往会变得比成人更加冷酷和忠诚，这就是为什么会让他们充当干部的原因。
两伊战争期间(1980至1988年)，伊朗曾动员数十万儿童参加战斗，包括充当“人体扫雷器”。这些儿童大多属于巴斯基(Basij)民兵组织，其创始人就是极为邪恶的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伊朗官方承认有55万学生曾被派往前线，约36,000名儿童“殉教”。中国中央电视台旗下的央视网曾用赞许的口吻如此报道“人体扫雷器”：“上万名革命卫队少年高喊口号，一排排地用身体引爆地雷，为坦克进攻扫清道路，接着大批革命卫队穿过雷区，迅速突破伊拉克人的防线……”。据人权组织报道，多年来，巴斯基民兵组织一直都在招募18岁以下的儿童。伊朗法律也明确规定可以招募年仅15岁的儿童参军。就在现在(2026年3月)，伊朗官方仍然在招募儿童志愿军，最低年龄为12岁,。
在萨尔瓦多内战期间(1979至1992年)，政府军约48000名士兵(约80%)的年龄在18岁以下 ，最低年龄为13岁，甚至有可能是10岁。军队常在“公共汽车和汽车上、市场或教堂附近，甚至在人们行走的路上”，“在电影院散场时或村庄节日庆典上抓捕年轻男子”，穷人的男孩更容易被抓走。
缅甸军政府(Tatmadaw)自1990年代以来就长期系统性地招募儿童从军，年龄最低至10岁。据估计，1990年代，缅甸军队有5万名18岁以下的儿童，约占缅甸军队的19%,。由于儿童可能在军队中长大成人等原因，真实的比例可能会更高。2015年9月，缅甸当局虽然签署了上述《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并于2019年9月批准，但童兵现象依然存在。联合国2025年的年度报告证实，有482名儿童被缅甸军政府及其附属力量招募和使用，其中包括467名男孩和15名女孩。
无论是让儿童从军，还是让儿童军训都是违背人性的。尽管世界和平还远未到来，但儿童不应该承担战争的责任和后果，那是成人们的事情。如果国难当头，成年人应站在前列，并让儿童远离战争。一个国家的政府让儿童直接参加战斗，甚至让儿童引爆地雷，这一定是一个邪恶的政府。事实也证明，这样的国家也大都是极度野蛮和落后的国家，并终将被现代文明所唾弃。
很多人可能觉得让儿童军训，并非是让儿童参战，不是什么大事，不必小题大做。但毫无疑问，军训会增加儿童的暴力倾向，而且这还不是一般的暴力形式，而是让儿童接受杀人的概念和实践。尽管训练远非真实情景，但视训练的强度和时长，将有可能对儿童的潜意识的有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儿童成人后，当某种条件具备时可能会产生不良后果。例如在与人口角时，更容易演变成打架斗殴事件。如果一个社会所有的儿童都参加军训，那么，不仅整个社会的暴力水平会提高，还有可能会影响整个国家的走向，使之更倾向于用武力解决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冲突。
从军事训练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军队的战斗力主要取决于常备军和预备役的训练，其总人数占人口的比例并不大，除非是那些人口相对较少的国家，如以色列等。所以，从效率上来说，强制全体儿童接受军训，劳民伤财不说，对国家的军事实力也没有什么贡献。至于少年军校，需要从小开始培养军官，更是不合算，其成本(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远远大于从高中或大学毕业开始培养。因此，强制全体儿童接受军训和建少年军校都不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决策。如果一个国家有一部分儿童或家长对军事有兴趣，让儿童参与军训活动，这属于个人自由，无可非议，尽管这并不值得推荐。但一个国家强制所有儿童军训，这就不正常了。或许，政策的制定可能是出于国防压力、国家安全焦虑等原因，如在中国抗战时期的情况，但也很有可能是政策制定者内心隐藏着军国主义思想意识。
强制儿童军训和少年军校自古有之，并非是某个现代政治体制的独创。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儿童权利越来越受到重视，让儿童参与军训也越来越不能被人们所接受。唯独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总是有一些法西斯和专制国家逆人类文明进步的趋势而试图恢复大规模强制儿童军训，甚至让儿童直接参加战斗。很显然，这是在利用儿童心智尚不成熟及可塑性强等特点，试图在儿童价值观建立之前灌输某种意识形态、培养暴力崇拜，以及训练工具性美德。纵观历史，强制儿童军训与军国主义如影随形，而且几乎都伴随着独裁极权政体。这些国家如果不是军国主义国家，也是在奔向军国主义的道路上。单从近现代史来看，大规模强制儿童军训的国家似乎都没有善终，几乎没有例外。典型的自寻死路的例子有普鲁士德意志帝国，以及德、日、意法西斯帝国、红色高棉等；最终悬崖勒马而不得不改革或解体的例子有西班牙佛朗哥独裁统治、前苏联、南斯拉夫共产党统治等；非正常且极度贫困和封闭的国家有如朝鲜；最后还剩下俄罗斯、越南、古巴和中国，这几个国家的文明进程几乎止步不前，甚或还有倒退，命运前途未卜。
儿童是上天的瑰宝，在上天全方位的看护之中，奉劝任何人、任何主义，任何统治者，最好让儿童远离暴力，否则必遭天谴！